【韩江】天上游 (第1/3页)

    我看着他在灯光下被照映得有些模糊的侧脸，想才不是因为可怜，只是自己好像要爱上你了。

    我在1993年初中毕业，毕业时才十六岁，还很年轻，也有着同龄人叛逆的通病。很奇怪，那时候我对文字即厌恶又着迷，我看板书，教材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总是昏昏欲睡。害得我曾一度以为自己和文字没有缘分，直到初中某天午后，我随手顺了后桌两本青年文摘来消遣时间，半个下午一口气读到尾，甚至有些意犹未尽。那时候我才恍然，我的理想国虽不在大部头的教科书，却仍在字里行间。

    也是从那时候，我开始读书，疯狂痴迷地读书。读胡适，柳青，莫言，吴兴华还有一大堆我现在仍不太记得名字的外国作家，加西亚·马尔克斯或者詹姆斯·乔伊斯，外国佬的名字总是很难念，大部分总归带了个斯字。同样是那时候，我看着家里那台搁在木柜上小小的黑白电视，开始做起了一场关于新闻的文学梦。

    与我而言，做梦并不仅仅像在睡觉的时候把枕头塞高那样容易，我养成两个习惯，一个是观察，一个是记录。我先是逐渐学着慢慢观察感知身边的一花一叶，再用不甚成熟的语言颠三倒四地把它记录下来。久而久之，我买来的四五个日记本也慢慢被我写满，而在我用钢笔在纸面记录我所观察到的现实时，光阴也以一种极其残忍且不留情面的速度从我笔尖泻过了。

    而对我残忍的从来不止时间。

    1993年，因着我每日沉迷在自己四方小小的笔记本，命运终于是对我下了判决书。在结业考试考场上我初尝浪掷光阴的恶果，看着卷面只能抓耳挠腮，笔拿在手里第一次如此陌生，不知道该从哪里落下去。

    七月末的时候我回学校去领成绩单，打开一看，两三百分的分数同样一塌糊涂，我捏着那张决定我前程的纸久久不敢往家走。到家推开门，我爸才从工地回来，穿着件马褂抽大旱烟。我把成绩单递给他，他看到纸页上那个油墨浸的分数气得脸煞白，一把抄起挂在墙上的扫帚，把我打得直往炕上窜。

    就这样，我不但没考上高中，反而以年段倒数第四的成绩光荣肄业，连毕业证上各科目都被学校盖上印着“补考”刺目又鲜红的章。

    我的文学梦因此折断，同年十二月，我学着那些小说里总想闯出番事业的主人公收拾好行李，大包小包离开家门，坐上了年后第一趟从牡丹江开往北京的火车。

    离家那天天气很冷，我早上三点半起床，四点出门，天都还黑沉沉的，静得很，连鸟叫声基本都听不到，真正算得上万籁俱寂。我背着沉甸甸的包深一脚浅一脚走在雪地上，北风往我围巾里灌，冻得我皮肤也龟裂开。等走到马路牙子上时，我挥手招了辆跛皮三轮，一路颠簸着到了火车站。

    到了火车站，我下车，天边刚刚蒙蒙亮，如同被煮沸了的牛奶翻出鱼肚白，我和其他所有旅人一样坐在月台的长椅上等还未进站的火车。才过十几分钟吧，朝阳爬上山顶，天际就慢慢镀上了鎏金色，焕发出一片霞光。

    绿皮火车车厢多，位置挤，因而也便宜。念书的，投奔亲戚的，走煤矿下地的，去工地拉水泥车的，三三两两的人们从天南地北汇聚成人流，一股脑地涌进了这趟火车里。汗臭，烟味还有廉价盒饭的油腥气混着人们的呼吸，呼进呼出，在车厢里蔓延开。我趴在上铺往窗外看，畅想着我还一无所知的人生。隔夜雪凝在松叶尖，化成水吧嗒一下落到玻璃上，模糊了视线，好像也模糊了我的未来。

    汽笛声响起，霎时浓烟滚滚，时间也被蒸腾，火车唔咽着逐渐起行，月台上前来送行的人们踮着脚朝亲戚朋友极其卖力地挥手打招呼，帽子丝巾都在空中舞动着，要飞上天去似的，好像经此一别就很难再见。

    才到北京时，我拼了命的找工作，赤手空拳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，开头几天连睡处都找不到。我已经记不清自己面试过多少个单位，可只要他们一打量我一听我是初中肄业，就笑了，笑声各异，不尽相同，但最后都又会统一很莫名朝我摇摇头。

    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嫌我年纪小，嫌我文化低，我一遍又一遍地跟他们解释我有十六岁，雇我不算雇童工也绝无犯劳动法的风险，但他们还是拒绝。到最后我大半个北京城跑遍了，也不找到一份工作，我被地下室八十多块的房租逼得没办法，只好进了化工厂，在流水线分装原料。

    这一干就是八年，但这八年消磨不了我的热情，也打不掉我的锐气。这八年来我仍爱做梦，仍做着梦